政变发生当天，“健等知事不可为，即日疏辞政柄。”（《武宗实录》卷十八。）

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，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。仅隔一个月，朱厚照完全换了个人；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，相反，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。

惯例，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，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，也不宜立即应允，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，以示挽留。但这一次，朱厚照却径直批准——内阁三巨头中，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；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，我们稍后再叙。

尘埃落定，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。

：内阁二号人物，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。概因除刘瑾外，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，此刻正好多方报复。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，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；正德四年二月，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，“必徇私援引”，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，欲将谢迁牵连进来，治罪抄家，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，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，全部流放，同时发布禁令：“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，著为令。”让家乡读书人，全体替谢迁受过。其余骚扰如“奸党榜”、夺诰、罚米等，不一而足。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，活了八十三岁。

：执笔“倒八”奏疏，字字见血，状若飞刀；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。收拾韩文后，刘瑾即拿他开刀，先谪贬到山西，随即勒令退休，不久，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，准备杀掉。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故事，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，与李梦阳并称“十才子”。康海文名既高，又与刘瑾同乡，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，很有面子，所以有意罗致；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，却很没面子，一直敬谢不敏。再说康李二人，同为当世文苑重镇，不免有些“文人相轻”的意气，“各自负不相下”。及梦阳下狱，将死；这时有人告诉他，唯康海可救之。无奈，梦阳以片纸，仅书数字致康海，曰：“对山救我。”（对山，康海之号）再无他言。康海见书，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；刘瑾得讯大喜，“焚香迎海，延置上座”，而“海不少逊”。坐定，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，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，忙道：“瑾即请为先生脱之。”不料，康海却说：“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，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。”刘瑾这才知其来意，不能不给面子。“海遂解带，与之痛饮。梦阳遂得释归。”但五年后，刘瑾败，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，“罹清议”，坐其党而被免职。（这里采用明人笔记《智品》（樊玉冲编撰，於伦增补）的叙事，亦见于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四十三，刘瑾用事，与《明史》略不同。《明史》称康李素相“倡和”，关系不错；但《本末》和《智品》所述，似更见人物性情。）事颇豪迈，令人荡气回肠。梦阳虽免一死，却从此坎坷，越十余年即死，年仅五十七。

安，难怪《明史》亦不禁惊叹：“芳父子竟良死！”

“生（罗玘自称）违教下，屡更变故，虽常贡书（晚辈给尊长写信，谦辞），然不敢频频者，恐彼此无益也。今则天下皆知，忠赤竭矣，大事亦无所措手矣。《易》曰：“不俟终日。”此言非與？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，皆为其身谋也。不知乃公身集百垢，百岁之后，史册书之，万世传之，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？白首老生（指自己，罗玘虽为学生辈，年龄却并不轻），受恩居多，致有今日，然病亦垂死，此而不言，谁复言之？伏望痛割旧志，勇而从之，不然，请先削生门墙之籍（逐出师门之意），然后公言于众，大加诛伐，以彰叛恩之罪，生亦甘心焉。生蓄诚积直有日矣，临椷（通“缄”）不觉狂悖干冒之至。（焦竑《玉堂丛语》卷之七，规讽。）”

读此信，方知是时罗玘病重，将不久人世，而以此谏语为诀别，诚感人也。还有一个读书人，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：

“文名应与斗山齐，伴食中书日已西。回首湘江春草绿，鹧鸪啼罢子规啼。（《继世纪闻》卷之一。）”

讥以“行不得也哥哥”、“不如归去”之意。刘瑾倒台后，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，指责“当瑾擅权乱政之时，东阳礼貌过于卑屈，词旨极其称赞，贪位慕禄，不顾名节”。这都是确实的。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，从古到今都不鲜见。他们都聪明过人（李幼时即是神童，为天子召见，过门槛时太监笑道：“神童腿短。”小东阳随口对以“天子门高”），身在官场，当政治极黑暗之际，他们八面玲珑、委曲求全，同时折冲尊俎、周旋揖让；从某种角度看，他们像中流砥柱，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；但换一个角度，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。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，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，还是客观上助纣为虐、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？刘瑾专权之下，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，抑或反之？诚一言难尽。连同他们的人品，也无法一概而论。正德三年发生针对刘瑾的“匿名书事件”，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，是李东阳力救得免。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，刘健、谢迁、韩文、刘大夏等一批正派“老干部”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，所以没掉脑袋，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，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。但既与黑暗同行、做“伴食政治家”，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，被人所诟病与不齿。如李东阳，政变后“八党”鸡犬升天，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，而所有祭文“皆李东阳撰”；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，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，“极称颂”。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四十三。）——此等作为，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。不单对刘瑾和“八党”，就是走卒焦芳、张彩之流，李东阳也加以巴结。（《明史·列传第六十九》：“东阳奉命编《通鉴纂要》。既成，瑾令人摘笔画小疵，除誊录官数人名，欲因以及东阳。东阳大窘，属芳与张彩为解，乃已。”）刘瑾败后，李上疏罪己，内云“委曲匡持，期于少济，而因循隐忍”。此数语，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、绝妙之写照。虽然活得很累，也饱受争议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，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，七十岁那年去世，“赠太师，谥文正”。

整个事变，到翌年三月公布“奸党榜”，才算尘埃落定。“奸党榜”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“反党集团”。中国自汉、宋两代，政治上有了一种罪名，即所谓“党祸”；过去臣下或黜或诛，只是个人罪名，而“党祸”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“结党营私”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，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。从明代来看，除了贪污、渎职等行政犯罪，只要涉及政见分歧，基本都被定性为“奸党”。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，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，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才作罢，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。

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“奸党”名单，共计五十六人。其中，宰相级二人，尚书四人，宦官三人，科道官四十一人，其他部员六人。这些人全部勒令致仕、免职或被发配，其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却最终化险为夷，只有两名宦官王岳、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。解读这份名单，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。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；内阁成员三去其二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，内廷核心位置易人——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、大换血。其次，名单中科道官（六科给事中、十三道御史）比例之高，逾七成以上，意味着司职监察、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倖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，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、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。